想念雪饼：致两位消失的朋友

你们走得匆忙，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我们已然隔着高墙和层层铁门。当暗夜降临时，我们几乎没有察觉。没有人见证那个夜晚，但所有人都看到了涌动的暗潮，赤裸而袒露。在你们挣扎着从旧日的废墟中慢慢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时，魔鬼在门口伺机而动：他们手握铁锤，戴上面具，鱼贯而入。

这样荒谬诡谲的事件发生之时竟然没有一丝神秘可言，它切切实实地公开发生了。我的朋友，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魔鬼将你们带往何处？你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搏斗和厮杀？我们这些所谓的逃跑的“幸存者”，也不过是在灾难降临之后勉强找到这场密谋已久的“凶杀”的蛛丝马迹：监控摄像头、监听设备、秘密警察以及一顶白色高帽。

你们离开以后，一场黑色风暴随之降临，混乱、焦虑、恐慌、愤怒、绝望席卷了风暴中的人们。魔鬼守候在街角，等待时机敲开一个个家门，他们依旧手握铁锤，带上面具，鱼贯而入。黑压压的一片，看不清来路，也看不到去路。村里有人连夜消失了，有人逃往更远的乡下，还有人干脆卷铺走人漂泊四海。有的人去了又回来了，有的人离开了，没有音讯。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被带到黑不见光的屋子里，啥也看不到，被要求签下自己的名字，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到，怎么写名字啊？还有的人接到奇怪的陌生电话，另一边嘟嘟作响，啥也不说。

他们带着审判者的面具，精心布置一场凶杀，好指认一个个凶手。凶案的制造者生产着凶手，似乎如果没有凶手的一天，他们就无处谋生。为了活下去，他们要制造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敌人。

这一切都并不新鲜。发生在你们身上的、发生在村里的，很多年前开始就一直发生了，也即将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侥幸的恐惧是幸存者的宿命，魔鬼随时守候。

我们同样感到愤怒和悲伤，但丢出去的石子就像轻飘飘的稻草般没有任何声响，很快汹涌的暗潮卷起，吞没。“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不义的愤怒最终也只剩下无力抵抗的绝望；合理的憎恶让我们在逼仄的角落挥舞打不出去的拳头，让脾气变坏；理据充分的控诉也只会让自己的声音格外刺耳，引人恼烦。我们也必须伪装起来，伪装日子照常，伪装着生活继续，伪装着快步往前。仿佛一种体系性的力量，将我们拽入暗箱，如同把你们生生拽入一样——记忆在一个世界里抹除，声音在一个世界里没有回音，而生活其中的我们，也学会了伪装：“这种伪装从体制而来，生活其中的人们，被它重重包裹”。

一起生活、一起行动都意味着罪化的可能，他们恐惧“关系”，在我们之间形成的“世界”。我们纷纷从外部世界中撤离，躲进自己的世界里，企图保障自我边界的安全和稳定。但绝望的“自保”策略某一程度上也带来了孤绝。我们只能依靠个人微弱的力量支撑着走进暗夜。可以确认的是，我们依旧没有忘记你们。恐惧不安会让我们放弃对公共世界的信任和投入，伤痛也让我们彼此血脉相连，你们时不时进入我们的梦里来：一起散步、一起吃饭、一起晒太阳。

如何面对一直是作为幸存者的课题。我总是徘徊于表达的焦虑不安和不表达的愧疚之中。我们既要假装正常，又无法抹除根植于生命中的经验和遭遇——那些魔鬼闯荡的夜晚。这些，也一直是我从高墙的另一边走来之后所面临的抉择。我一直很好奇，人们都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大概是50多年前，汉娜·阿伦特在思考二战中犹太人的处境时就追问从世界撤离的人们是有依旧应对世界抱有责任，她认为即使我们都热烈地渴望躲藏到自身灵魂逃避世界，但如果彻底抛弃现实性，就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如果在第三帝国，一位日耳曼人和一位犹太人结下友谊时仅仅声称’我们都是人类’，这句话就很难作为一种人性的标记。它只是对那一时代他们共同的现实和世界的逃避，他们也并非是在反抗那个世界。那些试图否认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差别的人们，或许可以规避那部禁止这两类人进行交流的法案，但他们却不可能反抗它。如果要保持一种尚未丧失其现实根基、处于迫害之现实中的人性，他们必须能够对彼此说：’一个日耳曼人和一个犹太人，成为朋友’”

因此，借用这个逻辑，我要能够说：

“我的两位朋友，一位记者和一位关心工人的公益人，他们因为聚会已经失去自由152天了”。

致敬你们的勇敢。

期待你们归来的朋友 2022.02.18